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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仕途芻議
2009-06-14 11:24:38   來源:   評論:0 點擊:

辛亥革命時期,嚴復在寫給梁啟超的信中,明確闡述:“億昔居英倫時,與日人伊藤博文氏同窗數載,各與國事,皆有同感。”但伊藤博文回日本后,備受當局的賞識,“所學竟成大用”,成了日本的“良相”。盡管嚴復曾任資政院議員、海軍協都統,但徒有虛名,并無實權,未盡其才。他與伊氏回國境遇相比,深感懷才不遇,“懸殊之甚”。嚴復返國后,“與香濤督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以后即始終寄人籬下,不獲一展所長”。同時嚴復同情梁啟超,指出梁啟超“負經國之才,抱救國之志,初遭時忌而流亡海外,繼雖登論壇高座,然曲高和寡,執事諸公反以眼中釘刺目之”。因此,嚴復認為“二人之際遇,正復相同也。”[1]由上可見,嚴復深嘆自己懷才不遇,未被清朝政府重用,政治仕途遭遇冷落。正確認識其中的原因,闡明嚴復的人生之路和思想之旅,是深入研究嚴復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長期以來,大家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本文就以下四個方面進行闡述,以期有助于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一、嚴復與伊藤博文不同政治遭遇的一個重要客觀原因,即中日兩國的政治經濟背景不同。個人是時代的產兒,人才成長往往受到所處社會條件的制約。
  19世紀中期,世界政治經濟分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一方面資本主義列強加緊侵略擴張,另一方面被壓迫、受剝削的民族奮起救亡圖存。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當時,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同樣國勢衰微,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兩國差不多同時開始學習西方、圖強自救。中國興起洋務運動,日本則開展明治維新,但效果迥然不同。1868年,新興的日本資產階級聯合一批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地方軍閥,發動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革——明治維新,建立以明治天皇為首的地方資產階級聯合政權,從1867~1868年幕府被推翻,1885年實行內閣制,1889年制定憲法,1890年召開第一屆國會,前后用了22年時間建立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政治制度,即比較完整的君主立憲制度。此間,明治政府大刀闊斧地實施全面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廢除封建領主制,剝奪舊統治階級特權,實現形式上的平等,以鞏固天皇為首的新政權;同時向西方學習,調整經濟政策,扶持資本主義工商業,積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推行“文明開化”政策,大力發展近代教育,培養資本主義建設人才。這顯然是伊藤博文等人被提拔重用的一個客觀社會條件,也是他們仕途發展的一個歷史機遇。
  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本國封建主義的腐朽統治,使中國積貧積弱,災難深重,國勢危如壘卵。有識之士莫不心焦如焚,極力探索救亡圖存的真正出路。清政府頑固派卻抱殘守缺,反對維新變革。在興辦洋務事業的19世紀60~70年代,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僚們,只知道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厲之術,限于器物文化改革,到80年代,也看出了這種改革“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廣廈,稍一傾變,遂不可知”[2](P28),不可能挽救清政府的危機,修正改革之法仍然是“修明前圣的制度”。他們所支持的廢科舉、易官制也僅僅停留在私下議論,不敢公開倡言,惟恐背離封建君主專制之制度。他們甚至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于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3](P9)由于“夜郎自大”和傳統陋見的限制,他們根本不知道日本的天皇制君主立憲政體,雖還說不上是完整的資產階級政治制度,但已逐步變為主要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權力機構,比起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進步得多。中國的政治制度落后,經濟也必然落后。甲午戰爭時,中國近代的工礦企業共只100家,資本總額3032萬銀圓[4](P338)。完整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大工業機器生產都沒有確立,不能夠滿足時代發展的迫切需要。與當時中國政治經濟落后密切相關,清政府在人才使用方面,也是十分昏庸腐敗的。由于清朝政府襲用封建社會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促使“天下無人才”[5](P40)。經過八股科舉所選用的人員是不合時宜的,進入官場更是鳳毛麟角。清政府重用提拔的重臣要員,如左宗棠、劉坤一、丁日昌、盛宣懷等洋務官僚,皆非科舉進仕,而是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中興名將”。雖然19世紀末年,歐風美雨已吹進古老的中國,但清政府仍堅持“中體西用”,極力保存封建專制統治。從這種目的出發,清政府選人用人,自有既定的取舍標準,任用“多磕頭少說話”的唯唯諾諾的奴才,重用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的投機分子,庇護搜刮民脂民膏的腐敗官吏……即洋務人才,也不能免于這種陳腐的陋習。在這樣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嚴復的政治前途必然暗淡。
  二、嚴復雖然學貫中西,目光敏銳,具有獨特的個人優勢,但是沒有強有力的“政治靠山”,在任人唯親的清末社會,成為仕途難以逾越的障礙。
  清朝政府沿襲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在以皇帝為核心的封建主義的中央集權下,從總督到知縣都由中央機關直接指派,官風腐敗,機構臃腫,“捐納”、“賣官鬻爵”、編織權錢交易“關系網”的腐敗現象普遍存在。倘若沒有“政治靠山”,則難以平步青云地升官晉爵。
  嚴復出生于福州,得風氣之先。鴉片戰爭后,福州被辟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面對外來文化經濟浪潮的沖擊,福州船政學堂又是中國近代海軍教育的發祥地和首批近代科技人才的培養地。傳統文化和近代自然科學技術知識兼收并蓄,為一代雄才的成長打下了厚實的基礎。嚴復少年時期,便萌發了救國強民的抱負。1866年冬,福州船政學堂首屆招生,嚴復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被錄取。1877年,嚴重又得以福州船政學堂優秀的畢業生和具有一定航海實踐的能力,作為我國第一批赴英國留學生,進入格林尼茨海軍大學深造。在英國留學期間,嚴復掌握了近代海軍科技知識,又致力研讀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哲學和文化著作,深入考察英法社會學說和政治制度,并且一直得到清政府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的熱情關懷。郭嵩燾十分賞識嚴復的卓越見識和杰出才華,認為嚴復是大可造就之才,因而給予厚愛,彼此經常親切交談。郭嵩燾赴英、法各地參觀訪問時,多次邀請嚴復隨行,以增廣嚴復的見識。這位駐英公使在向清政府匯報赴英國留學生學習情況時,特別提到嚴復的“識解”是其他學生所“遠不逮”的,如果讓他“管帶一船”,實為枉其材,而讓他“交涉事務,可以勝利。”[6]但是郭嵩燾的推薦,并沒得到清政府的重視,因為他的洋務思想超前了,自己都得不到清政府的重用,更談不上對嚴復的仕途發展有決定性的幫助。嚴復回國時,同鄉沈寶楨正處在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顯赫地位,嚴復受到沈寶楨的舉薦,被任為福州船政學堂教習,可惜同年冬天沈寶楨就因病逝世,嚴復又失去了一個靠山,只好屈就于福州船政學堂教習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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