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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對中國社會形態的認識與他對憲政法理的譯介
2009-06-14 11:39: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評論:0 點擊:

 ——紀念嚴譯《法意》發表一百周年——

 

 

  嚴復大約從1900年以后開始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今通行譯名為《論法的精神》),1904-1909年間分七冊陸續出版。所以大體說來,嚴復這部著作問世已經整整一百年了。

 

早如蔡元培1923年底所著《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一文中就說:(嚴復)所譯的書,在今日看起來,或嫌稍舊;他的譯筆,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蔡元培,1984:351-353)。既然如此,為什么今天仍然值得重提這部百年之前的舊作?在筆者看來,這主要是由于此書不僅在當時堪稱巨著,而且它所包含的制度學和社會學內容之豐富,特別是嚴復敘述這些問題時的思考路徑和辨析深度,更在中國社會學史和法律思想史上具有長久的啟發意義。

 

一、 嚴譯《法意》的意義:第一次站在現代世界的高度審視中國的社會形態和制度法理

 

我們知道,嚴復對于西方社會觀察了解之犀利深入,不僅遠過于那些僅僅熱心船堅炮利的一般洋務派,而且也大大超過同時代眾多著名的思想家,比如年長嚴復25歲的王韜在《紀英國政治》中比較了中英制度之后說:英國的“火器之精良、鐵甲戰艦之縱橫無敵”、其“煤鐵之充足”等等,都不過是英國的“富強之末,而非其富強之本也”;其富強之本,乃在于其政體的君民一體(“上下之通情,君民之分親”)。但是王韜的這類敘述,主要停留在對西方制度之社會效果的嘆賞和介紹的層面,至于導致這種效果的“上位性”制度路徑和法理根基何在,他卻懵懂不曉;尤其是他不僅完全看不到憲政社會的制度路徑和法理與中國大相徑庭之處究竟在哪里,甚至還將現代憲政社會的“政治之美”比附于中國上古時的社會形態。①

 

相對于許多人了解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淺嘗輒止而言,嚴復在介紹這些內容時的立意甚高,從他在1905年所著文言文的《政治講義》一書(全書共八講,約六萬字)可知,嚴復對于西方制度史的了解、對其間紛紜繁雜各種頭緒的辨析不僅達到了相當深入精審的程度,而且更提出了將“政治一宗”作為一門完整“科學”的標準:“欲求高遠,必自卑邇”,也就是從制度學的一個個癥結入手,做到“思理層析”和“名義了晰,截然不紊”(嚴復,1986:1243)。比如他曾對英、美、意、普魯士、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等國家政體之異同作詳細介紹,并舉例說明憲政實現過程中,因種族、國家、歷史等等差異而出現的極為錯綜復雜局面。②

 

在真切了解西方制度文化的基礎之上,嚴復更主要致力的工作,乃是以憲政社會的社會形態、制度法理及其歷史成因作為對比,從而使自己能夠在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站在世界現代文明的高度,來說明中國社會和政治的特點及其根源,并且為中國走出中世紀規劃出真正可行的道路。而這也就是他譯注《法意》的主旨。

 

概括起來,除了翻譯介紹孟德斯鳩原典的內容之外,嚴譯《法意》(主要是嚴復在譯文中加入的三百余條案語)所包括的內容至少還有:首先,對憲政基本制度結構和法理作了十分簡明概括的闡發,借用戴雪(A.V.Dicey)《英憲精義》(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的題目,可以說嚴復案語包括了“憲政精義”的基本內容;其次,介紹了使西方憲政制度得以建立的社會背景,以及西方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系列基本特點;同時以此為鮮明的對比,嚴復著重說明了中國社會形態的結構及其運行方式,尤其是中國與憲政社會形態、憲政法理的根本悖逆究竟在哪里;最后,作為當時主張變法革新的代表性思想家之一,嚴復根據他對于中西社會形態的獨到體察,闡明中國走出中世紀過程中不能回避的制度障礙,并說明了自己路徑選擇的理由。應該說,嚴譯《法意》所以采用一種非常特殊的著作體例,乃是因為嚴復希望通過譯作而表述的思想,其內容之深刻和豐富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

 

二、嚴譯《法意》的視角:

 

作為憲政骨架的制度法理與作為其肌體的社會建構

 

嚴譯《法意》對于西方制度的介紹,首先抓住的是憲政法律體系這整個社會建構的核心;而他對法律體系的認識,又是從外在形制而直入其法理要義。在有關“英倫憲法”一章的譯文中,嚴復以案語自述這一認知過程:

 

  嗟乎!刑獄者,中西至不可同之一事也。猶憶不佞初游歐時,嘗入法庭,觀其聽獄,歸邸數日,如有所失。嘗語湘陰郭先生(即當時中國駐英公使郭嵩燾),謂英國與諸歐之所以富強,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為然,見謂卓識。(嚴復,1986:969)

 

從民法入手,嚴復深入到憲政制度一系列基本的公法框架,將其要義概括出來,介紹給中國國民。這些要義包括:國家一切權力來源于國民授權(或君、民共立)的憲制;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權分立制衡;議會至上;議會制稅;政教分立;對于國民人身財產和社會政治領域諸多自由權利的保障,等等。并反復重申他早在1895年發表的《原強》中所做出的總結:西方制度文明雖然千頭萬緒,但是推究其本源,則不外憲政框架下的“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嚴復,1986:11)

 

再進一步,嚴復將憲政原則與中國兩千年來皇權社會的法理體系作了詳細對比,指出兩者的巨大差別主要在于:第一,法的來源不同,西法由民眾選舉出的議會或由君民共同制定,而中法則根據皇帝的諭旨和詔令;第二,西法對君民都有約束力,而中法只約束臣民,“國君則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為法所拘”;第三,西法遵行三權制衡,而中法是立法、司法、行政之源頭皆由最高統治者一人包攬總攝,即“天子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第四,西法是公法與私法分開,而中法是公私律混同、民法和刑法不分;第五,法律的宗旨,在西法是

 

“首明平等”而在中法是最重三綱。應該說,嚴復對于中西制度法理根本歧異之處的這些條分縷析,其深及肯綮的程度不僅當時遠遠無人能及,就是今天我們迫切需要了解中國進入法治社會的障礙所在時,仍然具有警策的力量(王毅,20022005)

 

再進一步,嚴譯《法意》遠不是單純的法律學著作,而是在概述憲政法理的同時,充分注意到作為其基礎的社會形態建構的重要意義。嚴復尤其認為,對于中國的命運來說,離開了最廣泛社會層面的革故鼎新,僅僅致力在上層制度架構層面效法西方,是萬難成功的。嚴復說明:因為“泰東”“泰西”制度法理的相悖是在社會形態全面差異的基礎上產生的,所以不論中國內憂外患之痛對于制度變革的要求多么急切,但因為這種變革要涉及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風俗文化、國民心理等各個層面,所以它絕對不可能一蹴而就。早在1895年發表的論著《原強》中,嚴復就說只要舉出一個最微末的例子,即可以清楚地看出變革中國社會必須涉及的層面之廣、因此而來的進步之難:一位西方人在北京游歷期間參觀了著名的貢院,他笑著對導游說:“這就是中國選拔知識階層的場所嗎?如此穢濁不堪的地方拿來與西方國家的監獄相比都還不如,即使用來飼養我們的犬馬怕都不夠格。”嚴復說:這話當然是非常失禮刺耳,但是所說出的卻是事實。這是因為:中國的權勢者的確不會為選士而撥款修建合格的館舍;退一步說,即使身居高位者出了這筆錢財,但下面具體承擔工程的官員胥吏能夠不從中大肆貪污嗎?實際建造的工匠們,能夠不偷工減料的又有幾人呢?再退一步,即使幸而遇到官吏廉潔、工匠敬業,館舍如期而建成,但是以后參加科舉考試而入居貢院的士子們,又能有幾人知道這些良好的設施是國家公產而加意愛護呢?他們之中,能有幾人不在屋舍之中亂涂亂畫以發泄個人的積郁呢?所以幾年之后的結果必然是,新建館舍很快變得污穢不堪,“又將不中以畜狗馬”;嚴復最后更強調:這雖然是極小的一個例子,但是中國社會中的諸多事情卻“可以類推焉”———他告訴世人:中國社會形態的無數現象,實際上都是其生命肌體深層結構的一個個具體表征而已。

 

出于這種認識,所以嚴復認定變革中國所要涉及的,是一個由表及里的過程:其治標之舉是圖變強軍,進一步則必須使國民在政治能力、文化和道德等素質方面得到全面的提升(“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而要實現這種全面變革,就要從最初步的民權實踐做起,以廣大國民懂得“自利”、“自由”、“自治”為始,逐漸使得幾千年來只知道奉戴統治者為主人和父母的他們,變為具體掌握法治能力的現代國民,他原話是:“必其能恕、能用矩之道”(嚴復,1986:14)———“矩”就是法規的意思。嚴復在《原強修訂稿》中,曾用通俗例子說明他的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原則:建構一個社會,就如同工匠砌墻一樣,如果所用的每塊磚都是堅實周正、火候到位、尺寸合格,那么砌墻的工作不僅可以迅速完成,而且“以捍風雨、衛室家,雖資之數百年可也”;但如果是用一堆殘缺不全的磚來砌,結果只能是“雖遇至巧之工,亦僅能版以筑之,成一糞土之墻而已矣;廉隅堅潔,持久不敗,必不能也”(嚴復,1986:18)!我們知道,J.S.密爾《代議制政府》中的一個重要定義是:“政治機器并不自行運轉,正如它最初是由人制成的,同樣還須由人,甚至由普通的人去操作。它需要的不是人們單純的默從,而是人們積極的參加;并須使之適應現有人們的能力和特點”(密爾,1982:72)。而憲政國家這種政體建構與普遍公民社會建構的統一,無疑是嚴復最為看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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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嚴復對于中國社會形態一系列特點的概括

 

在嚴復看來,由“普通人”積極地決定著國家機器的性質、并且按照無數“普通人”的稟賦特點而結晶成為制度機器的運行規則,這在中國社會有著更為突出的表現,只不過它不是循著近現代憲政社會的良性價值和建設性的方向發展,卻只能以窳敗渙散的相反方向積弊日深。那么泰東、泰西的社會和國民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區別呢?

 

針對這個關鍵,嚴復在《法意》案語中詳細地剖析了導致這種情況產生的中國制度和社會形態的特點,他首先指出,中國社會沿著與憲政社會不同的方向長期發展而流波不返,形成了中西政制的極大不同:

 

  則中國立憲,固已四千余年,然而必不可與今日歐洲諸立憲國同日而語者。(嚴復,1986:939-940)

 

民主之俗,尤非專制者所習知。況中國以政制言,則居于君主專制之間……蓋中國之是非不可與歐美同日而語,明矣! (嚴復,1986:955)

 

我們知道,與嚴復大致同時的王韜、陳熾、何啟、胡禮垣等一批思想家,他們變法思想的立腳點,乃是認為西方君民共主的議會制度源出于中國唐虞三代的美好設計,所以中國當下的變革乃是向自我源頭的復歸(三石善吉,1997:151-171);與這樣一些流行理論相反,嚴復始終以判別泰東與泰西之間的根本歧異作為自己思想體系的綱領。

 

撮舉其要,嚴復對于中國社會的概括抓住了以下幾個關鍵:

 

其一,中國自“秦制”以后,大一統已經是被視為天經地義的社會和文化制度基本格局。但實際上,這種定勢最終卻使國人畫地為牢:

 

  天下之事,有行之數千年,人心所視為當然恒然,而實非其至者,如吾國一統之規是已……吾嘗思之,蓋自《公羊》說興,而以謂春秋大一統;《中庸》同軌同文之盛,議禮考文之尊,于是乎有正統偏安割據之等差。而一王代興,非四訖同前,則以為大憾。向使封建長存,并兼不起,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如歐洲然,則國以小而治易周,民以分而事相勝,而其中公法自立,不必爭戰無已時也。且就令爭戰無已,弭兵不成,諦以言之,其得果猶勝于一君之腐敗。嗚呼,知歐洲分治之所以興,則知中國一統之所以弱矣。(嚴復,1986:965)

 

嚴復以歐洲諸多分治自立國家的相互并存、以“公法”作為彼此權界的準則,來對比中國的“同軌同文之盛”,由此得出“知歐洲分治之所以興,則知中國一統之所以弱”的結論,可見中國始終未能走向法治社會,與其“一統之規”有著深刻的關聯。嚴復在同期譯著《社會通詮》的案語中還指出,正是中國社會形態與歐洲的不同,導致了兩者制度方向上的完全悖逆,比如古典公民國家以來統治者必須經由被統治者選舉(“推擇”),就是中國“秦制”以后最為開明的圣賢也絕對想象不到的,因為中國制度環境中天經地義的,是皇權自上而下壟斷一切官吏的任免權:

 

  地方自治之制,為中國從古之所無……秦漢以還,郡縣之制日密,雖微末如簿尉,澹泊如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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